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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位于古絲綢之路的要沖。 最近，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:西藏時代的藝術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開幕，來自世界的120多件美麗文物。 包括公元7世紀至9世紀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絲綢、佛像、王冠、生活器物等，立體呈現(xiàn)出西藏時代文化藝術歷史面貌和不同文化之間的頻繁交流。

展覽會最吸引人的文物不就是兩大中亞團窠對鹿紋掛錦嗎？ 美國芝加哥普利茲車收藏的“團窠對鹿紋掛錦”高近2米，寬16米，繪有異常巨大的團窠花紋。 圖案上的兩只鹿站在生命樹的兩側，長著漂亮的樹枝形的角，身上有點紋路。 圓形紋框外，配上半圓形裝飾，上面公羊等動物依次奔騰，形態(tài)生動，是7世紀中期至8世紀絲綢之路織造技術的最高水平。 另一個類似的“聯(lián)珠紋團窯對鹿紋掛錦”來自瑞士阿貝爾基金會紡織品研究中心，同樣高2米，寬1.7米。 鹿的圖案用浸透染料的8根緯紗開花，與經紗交錯。 在主體圖案外的外圍，由一連串小圓組成的圓環(huán)內有十幾種動物。 在紡織品絲綢上表現(xiàn)出這樣的身材大小和許多復雜的圖案，令人欽佩。

這樣大幅度的掛錦主要用于裝飾西藏貴族的營帳。 根據(jù)古老的草原民族習俗，西藏贊普和主要氏族首領每年從集會以前就流傳下來，他們把朝堂設在毛氈冊上。 毛氈帳很龐大，可以輕松容納100多人。 毛氈的富裕多裝飾金銀器皿和絲綢(特別是絲綢)。 因為這也叫黃金帳。

這個錦緞讓我想起在敦煌藏經洞發(fā)現(xiàn)的唐代絲綢的華麗圖案。 許多圖案與遵循洞穴壁畫的服裝圖案相呼應，其中團窠圖案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。 團是唐代絲綢圖案中常見的排列形式，為圓形或近似圓形的較為獨立的圖案，一般由內外兩部分組成，內部為主題紋，外部為圓環(huán)，可由不同元素組成。 唐代史料中常見的有獨窯、兩窯、大窯、小窯等稱呼的綾和羅、敦煌文書中也多次出現(xiàn)帶有窯名的錦綾。

專家研究表明，敦煌出土的絲綢團和圖案可分為聯(lián)珠團、寶花團和動物團三大類。 連珠紋，顧名思義，就是用幾個小圓按照一定的規(guī)則排列的紋樣。 早期的聯(lián)珠紋主要來自西方，經常出現(xiàn)在圖案骨骼上，如莫高窟第254窟北魏壁畫和第427窟隋代壁畫上都出現(xiàn)了聯(lián)珠紋構成菱形骨骼的服飾圖案，青海都蘭唐代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聯(lián)珠紋鳥獸錦。

寶花是中國古代傳來的花卉紋樣迅速發(fā)展的紋樣。 寶花是唐代對花卉團窠的稱呼，多出現(xiàn)在敦煌出土的紡織品和壁畫上，是根據(jù)自然形態(tài)花卉的抽象摘要而得的造型，對稱放射狀，呈盛開或半盛開的花、花蕾和葉，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裝飾主題，形式變化豐富，用于絲織品、金和建筑裝飾 在莫高窟的藻井中也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圖案。 隨著寶花的進化，花越來越花蕾，占的比例越來越大，越來越雍容華貴，開元年間達到全盛，流行至晚唐五代和宋朝，也傳到了域外。 隨著寶柄的流行，寶花團窯也逐漸取代了聯(lián)珠，花卉和枝葉構成外環(huán)，內填鳥獸紋的紋飾流行起來。

從連珠到寶花，也許是文物圖案紋樣的小變化，但反映出文化的相融相通。 細細品味，展示中的多件文物中蘊藏著這樣細致的流程。

關于吐蕃的研究是上個世紀由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編輯的《敦煌吐蕃統(tǒng)治時期石窟與藏傳佛教藝術研究》，沙武田研究者也翻譯了《榆林窟第25窟:敦煌圖像中的唐蕃關系》《敦煌吐蕃統(tǒng)治時期石窟研究》等專著。 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認為，此次大展落地敦煌，不僅在于歷史淵源和絲路文化交流價值，更在于敦煌研究院擁有的專業(yè)研究團隊。 (溫白)